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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总是这样，失去的时候，才知道珍惜为何物。当范老相公缴印卸职，谢绝送别，凄凄惶惶地离京南去时，朝中因此大感叹息的人，数不胜数，包括许多在“倒范”之事中尽了心、发了力的朝臣僚属、言官清流。
当然，最能体现人心向背的，还得是洛阳中下层士民的反应，街谈巷议中，尽是不舍之情。甚至有士民直接表示说：“先去包府尹，再罢范相公，京中士民，难得安宁了”
正统九年的时候，在洛阳府尹位置上干了整整六年的包拯，终于被排挤出京城了，范仲淹也没能挡住。不过，由于包拯在洛阳府任上积累的巨大声望与卓越成绩，包拯算是升职，被委任为东南转运使，主导东南财权，这可是方面重任。
而等范仲淹去世的消息传来后，京中更是沸腾，从官方到民间，追悼、缅怀的活动不断。卸下宰相之任的范仲淹，已经恢复那誉满天下的忠臣表率了，其死后，就几乎被奉为当代“圣哲”了。
皇帝刘维箴自然也被惊动了，下诏追怀，废朝七日，虽然他除了正常的大小朝会，平日里并不上朝。同时又让欧阳修以其如椽之笔，替范仲淹写下一篇神道碑文。
最后经过朝廷讨论，刘维箴钦命，追封范仲淹为平江侯，后人因此称之为“范平江”。当然，唤得最多的，还是“范文贞公”，因其谥文贞。
也是从范仲淹死后的十数年间，大汉帝国的文臣士子们，创作了大量与范仲淹相关的诗词歌赋，其中，既有对范仲淹个人品行与功劳的赞颂，更有对那段时期的缅怀与追忆。
毕竟，从后面大汉帝国的发展来看，范仲淹秉政的那五、六年，被视作世宗皇帝建隆盛世“最后的余晖”。
正统年间遗留的史册、案籍、著作资料中，能够相对全面地认识到，范仲淹秉政期间，大汉帝国在政治、军事、经济上的成就与建树，尤其是一些经济数据，最能体现那个时期大汉帝国所处的状态了。
在正统八年（1049年）的时候，由范仲淹推动，对帝国进行了一次大范围、全方位的统计。而从虽不准确，但最具说服力的帝国官方数据可知：
在当时，大汉帝国在籍丁口，已然超过12亿人，这显然是不包括那些由贵族、官僚、地主、商人豢养的家仆、扈从、佃户，以及数以百万计向诸封国的人口，还有大量为避税抑或因管理、统计不善造成的黑户。
正统七年的帝国财税，地税、商税、关税、交易税、盐铁茶糖专营、官产、职田以及矿税、金银冶炼输入等等进项综合起来，在财政入项上，已达17亿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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